我市拆除5家非法小炼油加工点

与此同时，应建立具有法律效力的、制度化的奖惩措施，提高作恶、损害公德的成本，对具有公德行为的好人提供奖励，减少人们对于履行道德义务的后顾之忧。

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，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，既要发挥国家主导作用，又要发挥市场的作用。推进军民融合既需要靠体制，更需要靠机制，体制上能解决的问题，如果没有好的机制作保障，就会产生叠加性的新问题。

除了应用数量最大的手机导航，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大地测量、海洋渔业、水文监视、紧急救援以及车辆导航等领域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，堪称军民融合的典范。进入专题： 军民融合 。非市场手段的国家研制方式，会把一个产业带入没有竞争活力的境地，军民融合发展也是如此。在薛惠锋看来，只有打破军民界限，推动理论、科学、技术、工程、产业、管理、市场的全链条创新，发挥集众智、汇众力的乘数效应，使生产力和战斗力相互转化、相得益彰，才能在军民协同创新中抢占先机，赢得发展的主动权。发挥市场作用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、富国与强军，是一对古老的矛盾、一个世界性的难题。

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，是一场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、从跟踪到创造的跃升，没有可以直接照搬的经验。国家的主导作用如何体现？国防大学教授刘晋豫的回答是：制定一部好法律，制定一批好政策，出台一批好规章，制定一个好规划，搭建一批好平台，完善一套好模式。尽管这种情况并非中国所独有，世界各国都是如此，但中国贫穷人口过大，部分人仇富心理很浓，资本和财富对均贫富和劫富济贫的传统实践产生恐惧心理。

中产阶层没有壮大，表明财富没有积累起来而流失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中国还没有建立一个需要大量财富支撑的社会保障制度。中国的财富流向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考量。这是根本，因为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法治经济。

这既有国有企业，也有民营企业。其中，国企在海外的亏损尤其引人注目。

不过，从总体社会结构上看，中国的中产阶层还很小，社会底部仍然巨大，也就是说，中国还没有形成两头小、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，即学术界所说的中产社会。企业长大到一定程度，必然产生不正当的政商关系，因为政府不放心企业财富的政治化，企业需要政府的支持进行再扩张。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。引入基金制度等可以实现财富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，让专业人员管理财富，避免财富处于纯消费状态。

很多中国企业一旦做大了，就到海外注册成为海外企业，但实际上海外也没有多少赚钱的机会，就再到中国投资赚钱。原来腐败的政商关系不可行，现在已经提出要建立亲、清的政商关系。如何把这个目标落实到制度层面呢？ 第四，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。第三，建立新型政商关系。

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中国财富 。二，政府为了鼓励发展新兴产业，往往简单地通过不监管的办法任其发展。

这样的成就在世界经济史上罕见，因此被称为世界经济奇迹。资本的本质是自我积累和扩张。

财富在海内外倒来倒去，换一个名称，内资变外资。财富需要法律保障 如何理解中国的财富行为呢？这里的因素也很多，但如下几个方面是可以考量的。第一，没有有效的法治保障，财富缺少安全感。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积累很丰富的经验，不难引入。就官员来说，因腐败而得来的财富是死的，既不敢消费，也不敢存入银行，往往是东藏西藏。国内的国企也一直在消耗着大量的国家财富。

多管道留住财富 如何留住财富呢？明白了上述财富流失的根源，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。这也是政府失责的结果。

很多企业因为种种原因到海外投资，但海外并不能找到理想的投资环境，造成损失，甚至是完全的失败。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即不安全，法治也没有任何社会保障。

这种身份转换尽管可能并没有转换主人，但财富已经不属于中国。市场与法治的关系人们已经讨论很多，似乎不用多说了。

中国的慈善文化还没有发展起来。实际上，即使财富进入了慈善领域，政府也有很多理由不放心。无论是穷人的减少，还是中产阶层的壮大，都关乎财富。一个穷人占多数的社会永远是不稳定的，所以古人言，有恒产者有恒心。

慈善的不发达不仅仅是企业家层面的问题，更是政府层面的问题，例如有关慈善的税收体制不完善。法治不健全就决定了公权力没有限制。

不难理解，从海外看中国，中国俨然已是一个富裕社会。再者，反腐败运动以来，几乎每一个腐败官员都可以牵出一大批商人，商人感到不安全，就连带其财富出走国外。

创造财富固然重要，但保护财富更为重要。无论是投资者还是上层中产，只要有机会，就拼命往海外跑。

财富流向海外的现象已经持续了很多年，至今没有减缓的迹象。再者，即使执政党在理论上一直强调法治，但落实到具体执行时，很多党政官员缺乏法治观念，对财富（财富的拥有者）乱作为。政府放任企业在无政府状态中发展并不是亲商，因为最终当企业出现了问题，有关部门必将粗暴地对待，甚至加害于企业。也就是说，实体经济所创造的财富被不当收购。

在西方，企业可以向慈善发展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市场创造的大量财富流向绝少数人，而大部分人没有获得应当得到的财富，少部分人甚至成为牺牲品。

第二，财富到处流转和折腾。李嘉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而且像李嘉诚那样的商人绝非少数。

近年来进行的精准扶贫运动很好说明了这一点。不过，1990年代以来，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，这些经济体也开始出现很大的收入分配差异。